改革开放30年教育史学科建设述评（一）
浙江大学教育学院教授 田正平
相对于教育科学的其他分支学科而言，教育史是一门比较古老的学科。20世纪初，当近代学校教育制度被引进，中国的师范教育还处于萌芽阶段的时候，教育史就与心理学、学校管理学一起，成为教师教育和培训的最基本的课程之一。百年来，教育科学的各分支学科新陈代谢、潮涨潮落、生生不已，而教育史学科由于其在人才培养和推动教育发展中所具有的这种潜在性、持久性、综合性特质，决定了它始终是教育科学的一门基础学科的地位。
一个世纪以来，经过几代教育史工作者的努力，教育史学科建设取得了重要进展，当我们回眸百年历程的时候，改革开放以来的30年特别引人注目。可以无愧地说，这30年是教育史作为一门学科独立以来，思想活跃、人才辈出、发展最为迅速、成果最为丰硕的30年。“盛世修史”，改革开放的宽松环境、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科教兴国战略方针的确立，为教育史的学科建设和发展提供了深厚的土壤，注入了强大的动力，一个老学科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新气象。
一、20世纪80年代：恢复、重建中的初步发展
如果说改革开放以来的30年是教育史学科百年发展历程中的“黄金时代”，那么，20世纪80年代则是这一时代的开创时期。新时期教育史学科的建设，是在粉碎“四人帮”以后拉开序幕的。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破除了极“左”路线的影响，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指引下，教育史学科建设在拨乱反正中全面起步。综观这一时期的学科建设，大致是从以下几方面展开的。
（一）以“重评孔子”为突破口，恢复教育史学科在培养人才和教育科学中的基础性地位
教育史领域的拨乱反正是以重新评价孔子的教育思想为突破口的。众所周知，以“四人帮”为代表的极“左”路线在教育史学科最恶劣的影响，就是“文化大革命”中喧嚣一时的“评法批儒”和“批孔运动”所导致的对中国传统文化、传统教育全盘否定的民族虚无主义。因而对孔子教育思想的重新评价，其意义远不止是对孔子本人教育思想和教育活动的重新认识，而是涉及到教育史研究的指导思想和方法论等一系列根本性问题。1978—1980年，教育史学界先后发表了一批重新评价孔子教育思想的文章，如《再评孔丘的“有教无类”》（张瑞璠）、《孔丘教学教育方法的再评价》（杨荣春）、《论“学而优则仕”》（王炳照）等。创刊不久的全国性教育理论刊物《教育研究》，还专门组织了一次较大规模的“孔子教育思想笔谈”，约请教育学界、思想史学界和历史学界的学者参与，将孔子教育思想的研究推向深入。对孔子教育思想重新评价的必然逻辑发展，是如何全面理解和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如何正确对待中外教育遗产等更深层次的问题。20世纪80年代初，滕大春、赵祥麟、张瑞璠、金锵、张惠芬等学者先后发表的一批论文，集中探讨了教育史研究中的批判与继承问题，强调指出，“不能忽视中外教育史和外国教育现状研究的重要理由”。
与此同时，一批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编写、凝聚了教育史学界老一辈学者心血的中外教育史教材和专著，伴随着教育史课程在高等师范院校的恢复得以出版，主要有《中国古代教育史》（毛礼锐等著）、《中国近代教育史》（陈景磐著）、《中国古代教育文选》（孟宪承等著）、《外国古代教育史》（曹孚等著）、《中国古代教育制度》（顾树森著），等等。这些从整体上体现了教育史学界五六十年代最高水平的教材和著作，有的沿用到90年代初，有的则在较短时期后即被新编写的教材取代，它们虽然存在着不可避免的缺陷和时代痕迹，但大致而言，改革开放后的第一个10年，上述教材和著述在培养人才和提供学科体系方面，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
（二）以“学科体系研讨会”为契机，构建教育史学科新体系
1979年12月，中国教育学会全国教育史研究会在杭州举行成立大会，从此全国的教育史工作者有了自己的学术组织。组织和团结全国教育史工作者开展学科建设是学会工作的重要内容。1980年12月，全国教育史研究会举办了以“中国教育史学科体系”为主旨的专题研讨会，1983年9月，又组织了以“外国教育史学科体系”为主旨的专题研讨会。两次研讨会分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外教育史工作者就学科体系问题举行的首次专题学术研讨活动。由两次会议引发的学科体系讨论几乎延续了整个20世纪80年代，吸引了众多教育史工作者的积极参与。研讨内容十分广泛，就中国教育史而言，涉及到中国教育史研究的目的任务、中国教育史研究的对象范围、教育史研究的指导思想、教育史研究的古为今用问题、教育史研究中“史”与“论”的关系、中国教育发展的主线与分期，等等。就外国教育史而言，涉及到外国教育史的学科名称、研究对象与范围、学科体系的“中心”与“主线”、外国教育史的分期问题、教育思想与教育制度的关系、中国教育史与外国教育史的关系、外国教育史与比较教育的关系，等等。
20世纪80年代开展的学科体系大讨论，充分体现了教育史学界对新中国成立后30年间业已形成的学科体系的自觉反省精神，虽然讨论中所涉及的不少问题并未能达成共识，一些达成共识的问题也未能得到完全解决；但是，延续时间如此之长，参加人数如此广泛的学科体系讨论，不仅是新中国成立之后的第一次，也是教育史学科建立以来的第一次。这一学术现象的出现，既是教育史学界拨乱反正、思想解放在学科建设上的必然反映，更是新时期教育实践变革和教育科学发展高潮的即将到来对教育史学科提出的挑战。
（三）全方位的学科基础建设
改革开放之初，一批教育史学界的前辈学者致力于中外教育史基本史料的发掘、整理、翻译和出版工作，学科的基础性建设全方位展开。1979年，由孟宪承编纂、孙培青注释的《中国古代教育文选》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该书与孟宪承、陈学恂等编辑的《中国古代教育史资料》（1961）一道，为新时期“教育史文献资料书籍编纂方面提供了优秀的范例。”
在20世纪80年代出版或从80年代开始编纂陆续出版的有关中国教育史的重要史料书有：《陕甘宁边区教育资料》（陕西师范大学教育科学研究所编）、《老解放区教育资料》（陈元晖等主编）、《中国近代教育文选》（陈学恂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朱有瓛主编）、《中国古代教育史料系年》（熊承涤编）、《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陈学恂主编）、《中国古代教育论著丛书》（中国古代教育论著丛书编委会编）、《帝国主义侵华教育史料——教会教育》（李楚材编）、《中国现代教育文选》（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系编），等等；重要的工具书有：《中国近代教育大事记》（陈学恂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大事记（1949—1982）》（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编）、《中国现代教育大事记》（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编）、《中国革命根据地教育纪事》（皇甫束玉等编），等等。
外国教育史学科的基础建设，首先体现在对东西方教育名著、名篇的翻译介绍方面。20世纪80年代初，人民教育出版社开始编辑出版《外国教育名著丛书》，陆续编译出版了30多位在不同时代有较大影响的外国教育学家、心理学家的重要著述39种（44册）。这些人类教育思想结晶的翻译出版，“不仅为‘外国教育论著选读’课程提供了丰富的教学资料，而且为外国教育思想史的研究提供了原始材料”。其次体现在对国外学者编写的世界（或国别）教育史原著的翻译介绍方面。这一时期翻译出版的重要著作有：《西方教育史》（博伊德著）、《德国教育史》（鲍尔生著）、《世界幼儿教育史》（梅根悟著）、《西方教育的历史和哲学基础》（佛罗斯特著）、《简明英国教育史》（奥尔德里奇著）、《英国教育》（邓特著）、《二十世纪世界教育史》（康乃尔著），等等。一批国外学者撰写的世界（或国别）教育史著作的译介，使我国学者长期以来对国外同行研究状况知之甚少的局面得以逐步改观，也为新时期外国教育史学者吸收世界各国研究成果、提高自己的学科水平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回顾20世纪80年代，上述基础建设的全面推进和空前收获，至今令人兴奋不已。这10年间不仅有数千万字的中外教育史料得以发掘、翻译、整理、编辑、出版，为教育史学科在新时期的发展夯实了基础，也为以后这项工作的进一步深入开了个好头；而且，一批在改革开放后进入教育史研究领域的青年学人，正是通过参与上述基础性工作而受到严格的史学训练，为他们的日后成长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四）恢复、重建中的初步发展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路线的指引，学科体系和研究方法大讨论的启迪，基础性建设的全面推进，促进了教育史学科恢复、重建中的初步繁荣。10年间，有关中外教育史研究的成果大量涌现，基本涵盖了各类教材、通史、断代史、专题史等各个方面。其中重要的教材类有《中国教育史简编》（毛礼锐主编）、《简明中国教育史》（王炳照等编）、《中国现代教育史》（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系编）、《中国现代教育史》（高奇主编）、《外国教育史》（王天一等编）、《外国现代教育史》（赵祥麟主编）、《外国近代教育史》（滕大春主编）；通史类有《中国教育通史》（毛礼锐、沈灌群主编）；教育家传记类有《中国古代教育家传》（毛礼锐主编）、《中国近现代教育家传》（陈景磐主编）、《中国教育家评传》（沈灌群、毛礼锐主编）；断代史类有《中国封建社会教育史》（杨荣春著）、《新中国教育40年》（郭笙等编著）；专题类有《中国书院史话》（章柳泉著）、《中国古代的书院制度》（陈元晖等著）、《中国高等教育史》（熊明安著）、《中国师范教育简史》（刘问岫著）、《中国教育史比较研究》（陶愚川著）、《中国教育思想史》（郭齐家著）、《日本教育史》（王桂著）、《鄂伦春族教育史稿》（李瑛著）、《中国教育管理史》（
与上述学术成果大量涌现交相辉映的另一个重要体现是，根据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的统一安排，教育史学科从1978年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招收研究生，培养专业人才。这一重大举措，使断档十几年的教学和研究队伍得以补充、后继有人，学科建设注入了新鲜血液。整个20世纪80年代，全国有四所高校获得教育